刘雯身穿MARRKNULL，图片来源：VOUGE
北京与巴黎
“我喜欢这条裤子，但是你为什么搭配了一个阿迪达斯的背心？”说这话的是安娜·温图尔（Anna Wintour），时尚界当仁不让的教皇。她是美国版《VOGUE》主编，《穿PRADA的女魔头》原型，曾要求整个米兰时装周延后——不是因为什么重要的事，只是她要回趟美国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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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评价对象是时天，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MARRKNULL的联合创始人。那天，时天穿着自己品牌新系列的裤子，和他的合伙人王隈一起，在LVMH Prize青年设计师大奖赛的半决赛现场介绍自己的品牌。
巴黎，人头攒动。24组来自世界各地的入围年轻设计师，各占一隅，接受着潮水般来去的评委们的审视。
在王隈不知道第几遍阐述着MARRKNULL的设计理念时，正与他对话的评委突然噤声，甚至默默后退了两步，让出了位置——安娜·温图尔来了。
在聊完时天的裤子后，安娜·温图尔又问了这两个男孩的品牌根据地、设计理念、毕业院校。
王隈和时天的根据地在北京。他们相识于18岁那年的画室，后来，王隈去了北京服装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工程，时天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学建筑。2016年，两人创立了MARRKNULL，第一个系列就获得了到柏林展示的机会。后来，他们陆续到伦敦、纽约办秀，获得纽约 VFiles Runway大奖，今年入围LVMH Prize 青年设计师大奖赛半决赛。
留在北京对于时装设计师来说不是一个常见的决定，但两人觉得，相比起时尚之都上海，北京生活气息很浓，更自然，也更原生态。品牌初创期，他们喜欢在北京的街头漫步，观察大家的着装和状态，交换彼此对设计的理解；公园里，大爷大妈们的穿衣风格、谈天遛鸟的样子也是他们的灵感来源。
在那些细微的观察里，他们逐渐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：中国的当下。
在世界舞台上，中国的美学标签往往还停留在雕龙画凤的传统古典工艺上。2015年的Met Gala主题是“China: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”（），蕾哈娜的“摊鸡蛋饼”礼服将对中国的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：明黄色，华丽，大片刺绣。当场较为应景的明星，穿着的也多为改良旗袍，或红或黄或金，配以梅花、龙纹、仙鹤的刺绣。
这些元素构成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。它们美到极致，但缺乏了一丝当代的活力。
横观日本，二战后，服装设计三巨头川久保玲(Kawakubo Rei)、 山本耀司(Yohji Yamamoto)之外, 三宅一生(Issey Miyake) 进入巴黎时装界，脱身于日本传统美学的侘寂、物哀、幽玄，以前卫、简洁、解构主义的新鲜手法，让日本当代时装成为了世界时尚史上举足轻重的一笔。
中国的当下是一个宏观命题，王隈和时天不断在时间和空间的洪流里找寻着切入口。
他们做过景区主题，在纽约的秀场上，模特们都拿着自拍杆，营造一种很生活化的感觉；他们做过家的主题，时天回忆起小时候爷爷用大铁盆给自己洗澡，做出了盆一样的鱼尾裙，又印了太阳上去，体现家的温暖；他们看到泳池里的孩子，会套摞着好几个泳圈学游泳，像一条公主裙，于是就做了出来……
时天的老家在县城，县域文化也成为了MARRKNULL的大主题。县城沉淀着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基础，同时，又承接着改革开放后涌进的世界流行文化。在县城，他们能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撞击。
这种撞击体现在当代县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镜头推进，最终聚焦到人们的穿衣风格上。比如说，王隈的奶奶会穿着很舒服的睡裤，但上半身搭配带钻和蕾丝的华丽上衣。
镜头推远，掠过整个县城，城市，省份，再到整个中国。这种文化的相互冲击与圆融，恰是当下中国的写照，呈现出一种迷人的矛盾感。于是，王隈和时天把所有的东西都表达成倾斜的：翻转过来的裙子，倾斜的衣领。
“时装的表达在于内在。”王隈在雨后凉风中的北京对我说，就像其他当代艺术一样，从前，时装是有流派的，但现在，时装是融杂的。
也就是因为这样，属于中国的设计美，可以被世界理解。
商业与自我
自我表达是每位创作者的宿命，钱的问题往往在很后期才显现出来。
王隈记得很清楚，MARRKNULL第一次去巴黎布静态展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
一位买手订完旁边展位的衣服，特意来到MARRKNULL表达自己的喜爱。“你们的设计做得很棒！”买手竖起大拇指，“但是我不会买。”
买手在考虑一个品牌是不是独一无二之外，还需要考虑很现实的问题：客户能不能接受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老生常谈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平衡。
买手的话无疑是当头棒喝。彼时，MARRKNULL已经在国际上拿过一些奖，风头正盛。两人也处在乐于在作品中进行自我表达的顶峰，不断用辨识度极高的视觉元素去诠释他们理解的当代文化，陷入了一个甜蜜又光明的漩涡。
这样强有力的表达非常有效，让时尚界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。2018年，他们收到自己入围纽约VFiles Runway大奖的通知，主办方说，在所有参赛作品里，他们的作品让人过目不忘。
那段时间，他们不太在乎没有赚到钱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们每天和几个做艺术的朋友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合伙做饭。更早期的时候，他们从艺术区的垃圾桶里翻捡易拉罐、酒瓶，做成包、饰品，张扬个性。虽然拮据，但洒脱又快乐。
和买手相似的声音渐渐来到两人耳中时，他们才开始了反思：品牌没有盈利，确实会影响很多事情，比如说很多款式因为资金短缺无法实现，让他们在设计时变得束手束脚。因此，他们觉得自己是时候好好考虑商业性了。
“做一个品牌，需要的不仅仅是做出能吸引大家的东西，而是能吸引大家，并且让大家想要买单的东西。 ”王隈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但他们随后陷入了另一个误区，以为商业化就意味着基本款。他们开始设计一些更日常、更适合大众的款式，但却迎来了危机与溃败。业内常说，第一次去巴黎是接不到订单的，但第一次去巴黎的MARRKNULL因为勇敢表达自我，接到了一位韩国买手单款20万人民币的大单子。而在改为设计基本款后的那一年，巴黎展会上，他们遭受了市场的冷遇。
恰逢疫情，世界给了他们一个停下来的机会，让他们开启了新一轮的思考，重新梳理对商业的理解。
“更商业的同时要更自我。”时天话不太多，但凡是说出口的都很坚定。他告诉我，每个品牌实现商业化的方式没有定数，需要自己摸索，但有一处共鸣，就是“产品”的打造，越“产品”的东西在销售上越优异。
MARRKNULL的衣架包是这个论断的绝佳写照。那是他们在自我表达最旺盛的时期产出的作品，灵感来自时天的县城记忆。90年代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拉条绳子晾衣服，衣架上的衣服向上挥舞的那一瞬间，很像一只包。于是他们设计出了衣架包。
由于创意有余，质感不足，早期会有买手零零散散地订购这只包，但难成气候。后来，他们开始致力于打磨衣架包各个细节的工艺，让它更像是一个品质上乘的“产品”，配得上更高的价格。
他们把皮质从容易褶皱的牛皮换成了不易起压痕的进口山羊皮，在运往全球的途中不会折损包包的外形；他们把包体变得一体化，去掉了所有接口；把拉链开口方式换成了更优雅的贝壳包打开方式。
在巴黎办完秀之后，MARRKNULL衣架包被英国版《VOUGE》评为当年的全球十大包包经典设计，骤然获得了狂热的市场反馈。一时间，会有买手一次性订几百个衣架包。
让产品更像产品，听起来容易，但实施起来很难。时天说，他们做这个转变的过程非常痛苦，需要阅历，需要设计上的成熟度，还需要和团队、技术、供应链全都能同步。
这是一次蜕变。他们逐渐意识到，做品牌不是一场“一考定终身”的考试，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在某个阶段，大家讨论度极高的设计师，可能下一阶段就会被彻底遗忘。因此，抓住市场一时的眼球，并不是做品牌的终极奥义。
写在最后
那晚聊完，久违地，时天想和王隈在北京雨后的夜晚里散散步。
很多年前，他们还不够了解彼此，且都强势地坚持自我，所以他们需要大量地对话，交换灵魂，实现意见的统一。现在，他们肩负着一个日渐成熟的品牌，他们想抓住LVMH prize的机会，让品牌向更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发展。他们还想尝试和家居跨界合作，也想做装置作品。有太多事情要做，他们必须分开行事。
时天说，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他们把所有事都处理好之后，发现自己又需要学习和充电了。那时，两人还是会高频地交流，一起成长。
透过带着雨珠的车窗，我看见两位年轻人相互陪伴的背影，逐渐远去。
